自大同返太原，晤苏华谢泳诸君，提起过访的南禅寺，经梁思成和林徽因考证，系现存最早的唐庙。座中几位闻之，不以为然，纠正说应是佛光寺。这让我心怀疑惑，因为同行的鹿金老人有言在先，称过五台别的庙不看无憾，但错过南禅，却会后悔终生。有本地友人向他介绍，当年梁氏夫妇曾四访此寺。
由于疑心，次日傍晚访书尔雅，就特地购下谢君所编之《旧时光：外省学者眼中的山西》（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1月初版，172页，13．00元）。书里收有费正清回忆片断，正好也叙及梁、林的发现：
思成和菲利丝最后在太原东北的五台山发现了一座真正唐代的庙宇。据考，这是到那时为止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建筑。他们从斗拱的大小大致推定它的年代，斗拱是把屋顶的压力传递到支柱上的中介。（斗拱的大小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变小、变多，日本奈良建筑的斗拱正好相同于唐代的规格。）开始他们没有找到建造年代的记载，后来菲利丝突然发现在一根很高的横梁上有一个捐助修葺者的题记。令人心酸的是，他们的这一重大发现正是在1937年7月7日，这一天也正是中国八年抗日战争的开端，这使得他们到华北的实地旅行考察计划只好中止。（页165，《中国朋友》）
原文取自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《费正清自传》，此处菲利丝即林徽因，但费并没说明那古寺是南禅还是佛光。于是，回京后就检出旧藏林杉著《一代才女林徽因》（作家出版社1996年6月初版，300页，13．00元），却见叙写梁、林考察佛光寺经过的专章，写到林察看庙梁题记的细节：
马不停蹄地考察了几天，有远视眼的林徽因，突然发现大殿的梁下，隐约有墨迹，好像是题字，大殿有九米多高，梁上浮了一层土，字迹看不清楚，便委托老僧去村里找人帮忙。这一带人烟稀少，老僧和哑巴徒弟去了一整天，才找来两个老汉，七手八脚地忙了一天，才搭起一个架子，林徽因第一个爬了上去。梁上的积土年深日久，拂之不去，她招呼梁思成把被单撕了，浸了水递上去，擦拭了一下，字迹显了出来，然而水一干，字迹又不复见，如此折腾了三天，才算把梁下的题字辨认清楚：“功德主故右军尉王”，字体宛然唐风。这行字表明佛光寺建于唐大中十一年，印证了碑文记载的年代。……（页187－88）
再证之该书附录，查出他们找出佛光寺梁下题记的日期，巧好也在7月间。年表中有这样的记载：“7月，林徽因同梁思成、莫宗江、纪玉堂赴五台山考察古建筑，林徽因意外地发现了佛光寺的建筑年代。”该林氏传记，无任何字句涉及南禅寺。如果南禅是林的“重大发现”，为何作者没有关注？
难道果真是我们看错了地方？
好在手边还有新版《山西之旅》（李彬编著，广东旅游出版社2000年4月初版，131页，25．50元）。怀着一缕希望，核对南禅和佛光的简介，查证“南禅寺是一处唐代寺庙。是我国现存寺庙中历史最久的一处唐代原建建筑物。寺院重建于唐德宗建中三年（公元782年），距今已有1200年多年的历史。”（页71）佛光寺“是我国唐代原建寺庙。寺内东大佛殿是寺内主殿，重建于唐代宣宗大中十一年（公元857年），……”
尚需赘言否？答案已经了然：林徽因找到的最古唐庙，只能是南禅而非佛光。当然，如费正清所述，“日本奈良建筑的斗拱正好相同于唐代的规格”，深谙佛教史的鹿金先生也说，他在奈良看到的庙宇风格，与南禅寺的样式最为接近。
其实，《旧时光》带给读者的思考，并不仅仅是林徽因考古的旧事。要知道，谢君这些年始终在做《观察》和《独立评论》等旧刊研究，由他来编当年自由派文人骚客的三晋旅行散记文集，自然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。所以，他遴选的文字，皆系胡适、蒋梦麟、顾一樵、谢冰心、吴宓、陶希圣和陈衡哲等人手笔。作者多为留学英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。而那些看似随意的文墨，实际却在字里行间，道出作者悲天悯人情思。看过胡博士陪伴宗师杜威访晋纪录中的文字：
街上路灯柱上都贴着黑底白字的格言，如“公道为社会精神，国家元气”，“公道森严驾富强而上之”，“天下具万能之力者，其为秩序乎”，“不适时之思想言行，逾觉得好，其害愈大”，“亡国之民不如丧家之狗”……等。有许多条都剥落模糊了。我希望剥落之后不要再贴了。这种“圣谕广训”式的道德教育是不会有良好的效果的。人人嘴上能说许多好听的抽象名词，如“公道”、“秩序”之类，是道德教育的一大障碍……（页13，《致高一涵、张慰慈等》）
再比照日前所见三晋道旁标语，如“污染环境就是犯罪”，谁的心会静如止水？
